大约下午17时，在车站广场东面小件物品寄存处，一位工作人员正在来回巡视。但是渐渐的他觉得不对劲，一股隐隐的臭味散发出来，在空气中弥漫。工作人员四处寻找，在确定不是室外飘来的气味后，他逐一检查寄存处里的物品。终于发现散发气味的是位于东南角二层货架上，一个标有“XX名酒”的纸箱。凭着多年管理寄存物品的警觉，工作人员认为那不是什么臭鱼烂虾，便打电话给附近的派出所。民警赶到现场后，便把纸箱搬到门口，当纸箱的盖子一打开时，顿时一股恶臭扑面而来。待把里面的塑料布包打开一看，就见是一颗人头……

  由于案发现场位于火车站，围观的人很多。又因天气不好，不方便开展工作。因此队长决定留下两个人对现场拍照，将有嫌疑的纸箱拉回去检验。经过对寄存处所有物品进行梳理后，共发现3个纸箱。

  纸箱的规格为50X40X25厘米，箱体上印有“XX名酒，太原综合食品厂，建设路84号”等红色字样。3个纸箱的规格和外部附着物是基本一样的：箱体外用纱布条和麻绳连接捆绑。有一个纸箱上还附着一根8厘米长的多色纤维。箱体内分别用牛皮纸、塑料布、细麻绳、白线绳、失去弹性的松紧带包裹着。每个纸箱里都捆绑着一个包。一包内就是文章开头描述的一幕，外加男性生殖器一个。另一包内是上肢和肩胛骨。第三包是手脚等物。合计包装物和附着物共计11种。

  由于尸体高度腐败，外观模糊不清，无疑给检验工作带来极大困难。但是经过三次反复检验后，基本把情况检验明白：死者的头部有2.5到3厘米的黑发，上唇有3厘米的胡茬，牙齿仅剩3颗。头皮处有5X5厘米的紫褐色斑点。各部位创伤整齐。至此断定：这是一起特大杀人碎尸案。

  技术科的干警们从案件性质、发案时间、所用凶器以及被害者、作案者和侦查范围等各方面，经过反复的分析研究后，初步做出了以下几点结论：

  第一：头和生殖器包在一块是一种嘲弄，可能是杀人，但是从手段的残忍来看又有仇杀的因素。

  第二：头皮上有5x5厘米的血紫斑，但颅骨未见损伤，可能是头部受钝器打击而死。

  第四：死者的身长大约是1.60米到1.65米之间。年龄大约在50岁左右，通过脚茧的程度来看是体力劳动者。

  因此在市公安局统一部署下，向下属各县以及邻近的地市的公安局发出协查通报，寻找死者。

  共排查市区200余名春节前后走失，至今下落不明的人，未发现与死者特征相似的人。

  查阅1983年元月到1984年3月的《河北日报》、《邯郸日报》、《邯郸市日报》等千余份报纸上所有刊载的寻人启事，也未曾发现与死者特征相似的人。

  查全市近3000份犯罪指纹档案，证明死者不是邯郸市近年来有犯罪记录的人。

  查全市春节前后死亡土葬的人，有8名与本案死者的特征有关，但均未曾发现有盗尸的现象。

  根据死者没有下牙齿，判断其可能有过镶牙的经历，为此走访了全市18家医院和门诊部，翻阅医疗单据近万张，也未曾发现任何线索。

  这让干警们不得不重新梳理侦察案件的思路：发现死者的地点是火车站。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地点，每日每夜火车往来不绝，人员流动极为复杂。凶手选择这个地点抛尸，是临时起意，还是有意为之？如果是临时起意的话，就非常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，凶手是个外地人，“他”把死者运来后寄存在这里，然后消失在茫茫人海中。80年代不像现在公共场所都有监控，办案人能调取往来人员的录像。“外地”又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，假如真出现这样一种情况的话，查明死者的身份无异于大海捞针！假如是本地人的话，为何排查这么多情况未曾发现线索？

  更主要的是，发现纸箱的时间距离死者已经长达2个月以上，凶手是否早已逃之夭夭？或者早已消灭罪证？

  纸箱是太原市综合食品厂所造的“XX名酒”。上面呈现的信息非常明确：“建设路84号”。但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去看，生产厂商在很大程度上与本案无关，因为这终究是一种商品，何况太原市综合食品厂的产品销往很多地方，因此，纸箱上的文字信息对本案来说并没多少价值。

  纸箱里的包裹物多是破旧杂物，分析犯罪分子可能是接近废品收购或者是家中生活条件不太好、比较杂乱的人；从作案手段和时间来分析，犯罪分子住独门独院或单元楼的可能性比较大，因为这样有助于“他”作案而不被别人发现；犯罪分子心狠手辣，可能懂得一些解剖学知识。

  通过查验纸箱的捆绑发现，纸箱捆绑简单、不太牢固，箱体外没有压痕，也没有拖拽的痕迹。

  这是一个重要线索，说明犯罪分子并非外地人，而是本地人，这无疑大大缩小了侦察的范围。

  事实证明干警们的侦查思路是正确的。经过对全市各个商店摸底后查明：太原市综合食品厂生产的“XX名酒”，除了邯郸火车站周边几家烟酒商店在1983 年10月到1984年元月有购进外，市内其他商店以及邢台、山西、山东、河南等邻近地、市均没有购进。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，再次大大缩小了犯罪分子获取纸箱的地点和时间，根据商店进货的时间来看，与犯罪分子作案的时间基本吻合！犯罪分子抛尸的时间在春节期间，那时候火车检查比较严格，尸块不可能从太远的地方运来，因此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去看，犯罪分子就在邯郸市或者临近县市。

  干警们决定，重点摸排火车站周边商店，查明在此期间有无可疑人员购买太原产的“XX名酒”，或者使用过这个品牌的纸箱。

  好消息很快传来，侦查员在火车站广场东南角的“安青商店”查到一条重要线索。

  工作人员告诉干警，大约是在1984年元月，几日记不清楚了，有一个中年妇女来要过纸箱，由于她不是来买东西的，因此比较有印象。正值春节期间，当时商店里的“XX名酒”卖得比较好，这类废旧纸箱很多，当该妇女来要纸箱装东西时，工作人员没多犹豫就让她拿了几个，听口音此妇女是本地人，至于啥地方的人，工作人员并没有留意，提供不出更多信息。

  纸箱是在火车站周边的商店临时要的，这是否意味着犯罪分子杀人的现场也离火车站不远呢？

  距离犯罪分子作案已经长达2个多月，假如罪犯就在市区的话，是否还会作案？造成恐慌？

  市公安局领导和干警们共同讨论，一致认为：前期的工作做得不够扎实，协查通报只印发到公安保卫部门，范围太小，而且相关协查工作又做得不平衡，不到位，有的公安机关太忙，不可能拿出很大精力去查。而相关侦查人员虽然摸排了市区内的可疑对象，但市区之外还没有涉及。通过一定的调查纸箱得到的线索来看，犯罪分子要么在市区内，要么在市区之外的区县或者在下面的乡村！现在市区内已经摸排一遍，未曾发现线索，因此更大可能在区县或下面的乡村！

  得到这个判断后，市公安局迅速决定：立即扩大通报范围，市区内的下发至街道居委会，农村的下发至各个大队。二，在报纸上公开登载招认尸体的启示。三，逐步加强技术检验和调查工作。

  毫无疑问，调查思路的调整对案件的侦破至关重要。果然案件有了快速推进。5月6日上午10时，广平县蔡庄一位名叫蔡增海的人拿着一张《邯郸日报》风尘仆仆找到了市局刑警大队，张口就说：“大队下发的协查通知和报纸上登的无名尸，与我父亲差不多。”接着，他叙述了其父年龄、身高、面貌特征和失踪的时间，都与警方在此之前所做的分析和结论差不多。

  为了慎重起见，干警们先找到村支书和治保会主任了解情况。所谈的内容大部分与蔡登海介绍的情况一致。蔡登海的父亲叫蔡清朝。当询问到蔡清朝的嘴是否有些歪时，村支书肯定地说：“是向右歪。”但治保会主任却说：“不记得他的嘴歪。”这是一个疑问，死者是否是蔡清朝还不确定。

  干警们又将蔡增海的奶奶和大哥叫来。遗憾的是，尽管别的方面的回答令干警们满意，但对蔡清朝的嘴是否歪的问题上，几个人的回答都不一样。蔡增海的奶奶说：“几个孩子长得都像我，不记得他的嘴歪。”但是侦查员惊奇地发现，老太太自己的嘴就歪，只是闭上嘴的时候不那么明显而已。但老太太和蔡增海的大哥都说蔡清朝的嘴不歪。这说明，人在细微处的观察有很大差别。但是，在刑事侦查中，任何一个疑点不符合都不能放过，因此死者是否是蔡清朝，现在仍然不能确定。为了确认和保证万无一失，侦查员在村干部的配合下，连夜身着便装走访了蔡清朝的四邻以及蔡清朝一块儿喂牛多年，关系较好的蔡兰成、蔡友贤、蔡凤祥等人做出详细的调查，一直座谈到次日凌晨。经过详细调查后，侦查员对蔡清朝的情况了解地更详细，不仅证实蔡清朝的年龄、身高、体质等与案情分析相似，而且证实蔡清朝的嘴确实向右歪斜。

  随着对死者的认定和调查的深入，案情忽然急转直下，侦查员很快了解到：蔡清朝的二婚妻子张佩芳有重大嫌疑。

  张佩芳，47岁，她原是北京某标准件厂的工人。早在1965年，她因怀疑前夫有生活作风问题，持斧行凶，向她前夫头部连砍四斧，她前夫奋力反抗才没有被害死，因此张佩芳被判刑7年。

  1972年，张佩芳刑满释放后来到广平县蔡庄落户，同年与蔡清朝结婚，两人育有一女。但是，张佩芳出狱后仍然没改变本性，1974年因为盗窃大队粮食而再次被判刑4年。与蔡清朝结婚后，两人的关系并不好。不久之后，就将蔡清朝的母亲和他前妻生的3个儿子赶出家门，不许往来。而在平时，蔡清朝备受张佩芳的虐待，曾被逼得上过吊、跳过茅坑、喝过农药。

  1983年的腊月，蔡庄的人就没见过蔡清朝。当有人问张佩芳时，张佩芳回答道：“出门做生意去了。”但群众一再证实，蔡清朝平时比较老实，根本就不会做买卖，也没有做过买卖。

  侦查员同时了解到，蔡清朝生活作风不好，曾与村里几个女人有来往。这对于张佩芳来说无异于火上浇油，对蔡清朝怀恨在心。因此每当两人争吵时张佩芳就扬言：“你们放心，我自己会处理他的！”

  但是，侦查员又想到：假如真是张佩芳作案的话，杀人碎尸这种案子，她一个女人能干得了吗？

  为了慎重起见，侦查员决定再次“化妆”私访，重点调查张佩芳在村里与什么人往来。结果证明，张佩芳平时性格孤僻，根本不与村里的人来往，未曾发现亲近者，蔡清朝在村里也没有仇人。

  5月7日夜晚，当公安干警抓获张佩芳时，院子里的排子车上已经装好箱子、衣被、缝纫机等物品，假如警察晚来一步，张佩芳就跑了。

  对张佩芳作案现场的搜查十分顺利。在她家小南屋面板和门内西侧30厘米处，发现有喷溅血迹。经过化验与死者血型符合。在北屋的西窗上、墙洞内、屋梁上和桌子下面，发现大量牛皮纸和塑料布、细麻绳、麻批、白线绳、白皮纱布，并有一根5厘米长的多色纤维，以及失去弹性的松紧带等。除了“XX名酒”的纸箱外，所有物品均与火车站案发现场的遗留物相同。

  这再一次证明，张佩芳所用的3个纸箱，是她从火车站商店临时要来的，并在火车站附近某处把包裹好的死者分别装进3个纸箱，捆扎好，也由此可见，张佩芳这个人的胆子实在太大。

  张佩芳两次被判刑，有过杀人行凶史，且性格孤僻，心狠手辣，警察已经感到她是个难对付的“硬茬”。

  果然不出所料，两次审讯张佩芳她都不动声色，拒不吐露实情，并不断向我公安干警进行反侦察：“我是两次判过刑的人，什么苦我都吃过，什么罪我都受过，你们有证据的话，枪毙我也没意见。”

  张佩芳的女儿说：在阴历年前，张佩芳曾背着两个大包，说是馒头，领她到邯郸看病。下了汽车站到火车站，张让女儿看着两个包，自己则找来几个纸箱子，把两个包里的包裹分别放进纸箱里，最后送到车站一个大房子里……

  公安人员再次向她讲明“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”的政策，给她指明出路，并把张佩芳女儿的证词拿出来。

  对于蔡清朝在村里的生活作风不好，张佩芳早有杀心。1984年元月1日，吃过晚饭后，孩子已经睡熟，蔡清朝也到小南屋休息。张佩芳临睡前到小南屋去看炉火时，蔡清朝从炕上下来搂抱她，这一下激怒了张佩芳，她使劲推开蔡清朝，蔡清朝的头撞在墙上。此时蔡清朝也被激怒，一脚将张佩芳踢倒，张佩芳爬起来，顺手就从门后摸起一根擀面杖，照蔡清朝头部狠狠打去。蔡清朝捂着头再次朝张佩芳踢去，张佩芳一转身，照蔡清朝头部又是一棒，顿时，蔡清朝倒在地上身亡。张佩芳本想把蔡清朝埋在自家后院里，因怕以后被人发现而放弃。她想把蔡清朝扔到村外去，但又背不动。于是她想到了碎尸。元月3日深夜，张佩芳用牛皮纸和塑料布包裹，藏在小南屋里。元月4日，张佩芳以给孩子看病为由，带到邯郸火车站，她原想带到火车上，让火车把几个包裹拉地远远的，但因为春节期间检查地紧，怕暴露，便从车站东南角的“安青商店”要来3个装“XX名酒”的纸箱，装入里面，放入火车站物品寄存处。

  回家后，张佩芳又用麻袋装入剩余的骨头等物，于夜晚分别抛于蔡庄田野里的三口机井内。

  偏执的性格造成张佩芳一而再再而三地犯罪，她又不注重于自我改造，因此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两次结婚都没有珍惜，遇到家庭矛盾不是通过法律手段解决，而是用这种极端的方式，结果最终害人害己。

  蔡清朝在遇害5个多月后，警方通过3个纸箱顺藤摸瓜，最终抓住嫌疑犯，这也说明，在刑事侦查中，技术方法固然重要，但思维方法的调整和对细节的关注，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